在1982年的戛纳电影节,Wim Wenders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拍摄计划,他邀请了所有来到电影节上的导演,给他们一个房间,一架16毫米的摄象机,还有10分钟的胶片,请他们在这台承载过他们最初梦想的机器面前,在一个观察自己又被自己观察的见证者面前,陈述自己对于“The future of CINEMA”的看法。 CINEMA,如果我们现在翻开一本中英辞典,会看见它在英文中的含义包括了“电影”与“电影院”。而在1982年的5月,时代正在将“电影”慢慢从短暂的定义中剔除,Cinema在电影发明的最初几十年里将电影与电影院捆绑在一起,然而正如我们成长的最初将爱情与婚姻当成一回事一样,岁月的行进并不会容忍最初的美好。电影院不再是电影传播的唯一选择,电视与录映带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,再扩展一步来说,电影也不再是影象制作的唯一形式,人们可以开始在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上观看仅仅是几秒钟前从月球上传来的图象。 Wim Wenders的纪录片计划邀请了这届戛纳电影节上的所有导演,其中包括了Werner Herzog(赫尔佐格),Rainer Fassbinder(法西宾德),Steven Spielberg(斯皮尔伯格),Jean-Luc Godard(自以为是的戈达尔),Antonioni(安东尼奥尼)。他们被邀请到戛纳Martinez宾馆的666号房间去完成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10分钟自由陈述,他们是一些普通人,是一些狂想者,是一些在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充满绝望与颤抖的试探的人。而当所有的导演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陈述之后,Wim Wenders把这部纪录片称做“Chambre 666”(666号房间)。(Liar / 云上的日子)